近年来，随着我国城市化不断加速发展，交通拥堵、环境恶化、用水用电紧张、资源利用效率低下、突发事件应对能力欠缺等一系列问题在城市发展过程中也日益凸显出来。为了应对日益严重的城市病，实现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建设智慧城市已成为我国城市化建设过程中的一种必然趋势。
2012年以前，我国的智慧城市建设还属于企业主导的自主探索与自发作为；到2013年初，我国公布第一批智慧城市试点，标志着我国政企联盟走向规模化、集约化。2014年3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明确“推进智慧城市建设”，首次将污染、拥堵等城市病；让出行更方便、环境更宜居等等，旨在通过互联网＋，运用互联网思维推动城市转型发展，借助技术，实现智慧城市纳入国家级战略规划，代表智慧城市建设上升至国家行为。而2015年的两会政府工作报告指出：发展智慧城市，保护和传承历史、地域文化；治理智能化的人本管理模式。
智慧城市使命在于打通技术壁垒，链接人与技术
社会新常态下的两化融合，使智慧城市建设成为支撑点和着力点，城市的属性赋予城市数据化、平台化、开放化功能。智慧城市建设通过顶层设计、技术主导、人文架构、理念融合等，能够有效解决城市扩张带来的一系列现实问题。除了迫在眉睫的能源枯竭、环境恶化、交通拥堵、城市安全等问题，城市文化、城市转型、产业经济等对城市的聚集式发展也提出新的挑战。因此智慧城市的使命在于打通技术的壁垒，链接人与技术。国内智慧城市的实践者国脉互联董事长杨冰之曾经提出：智慧城市不是万能钥匙，但要有时间观。时间包括城市服务的高效，信息技术更迭的快捷、智慧城市本身的机遇以及人与技术在时间轴上的叠合。2015年政府报告指出：将提升城镇规划建设水平，发展智慧城市，未来该市场规模估计在4万亿人民币，跨部门、跨领域、跨系统的整合和交互，使技术必须深刻面对城市运营与人的和谐。
新常态标志一：粗放概念升级到落地实施。
按照三元世界理论，城市是物理、虚拟和精神的复合体，单一的物理世界已经不能支撑城市未来，而虚拟空间与信息数据的转化和渗透，使智慧城市逐步剥离概念层面，向全面实践层过度，通过政策支撑、政府推动，从而形成一个新型产业形态。从2014年起，智慧城市建设的上层推动作用日益明显：以《规划》为奠基，后续陆续发布《关于促进智慧城市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关于开展国家智慧城市2014年试点申报工作的通知》以及工信部等八部委联合印发《关于促进智慧城市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等，这些文件对智慧城市建设的指导思想、实践路径、工作重点都做出了明确界定，智慧城市的标准也随之推行。智慧城市的建设主体逐步从一、二线城市下沉到三线甚至四线城市，城市一体化推进效应愈加明显。
新常态标志二：更注重应用的垂直化。
经历智慧城市的概念普及与粗放型实践，智慧城市正在不断调整主体格局，拓展民生类的智慧应用，从而解决这项系统工程资金投入大、信息共享难、商业模式不清晰等诸多问题，无论是新晋申报的各地试点城市还是方心未艾的PPP模式，均从点面开始布局。在一座城市的顶层设计大盘之下，民生类的应用领域，如智慧交通、智慧医疗、智慧环保、智慧旅游等将进一步垂直化壮大。从两大互联网大佬的提案可见一斑，李彦宏是“互联网＋医疗”，抓住了民生大消费的入口；马化腾是立足于互联网的水和电，N被衍生出多种可能，无论是互联网＋政务，互联网＋交通，还是互联网＋金融，互联网＋汽车，都与我们的城市格局息息相关。应用垂直化的另外一个大关注点是信息消费，来自工信部数据显示，信息消费每增加100亿元，能带动GDP增长388亿元。互联网几乎覆盖了城市智慧化的每个角落，并不断向金融、电信、零售等城市民生的多个行业渗透，成为这些重点领域改革的技术推动力。 |
